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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社会文明的维度进行考量，《民法典》的颁布一方面直接对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更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治理结构，中国的法治进程乃至世界的法治进程必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与形塑。

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新中华法系的特点既不是德主法辅也不是法主德辅，而是德法并治、德高法底、先德后法

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将为健全、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参考。好书还要有好的传播者。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联合国在2015年进一步通过了在2030年前完成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它包括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的17项重要目标，其中第三项大目标良好健康与福祉直接与公共卫生和健康有关，同时，其他重要目标也有很多与公共卫生和健康有关。如果没有苏玉菊教授几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没有她组织诸位学者倾心伏案，中国大多数读者也会因语言障碍而与此书失之交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其一，高斯汀教授首次在学术界对公共卫生法学作出了科学定义，为公共卫生法作为卫生法学子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一点对网络服务商的影响不大。

站在行为时的角度看，信赖原则试图在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分配回避风险的义务。如果说正犯的行为是对特定法益的直接侵犯，那么为正犯提供了帮助的行为就是对特定法益的间接侵犯。在法教义学上，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从实质层面来看，这种行为是否具有足够的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以至于值得动用刑罚来对其加以处罚？其二，从形式层面（规范层面）来看，用刑罚来惩罚这种行为，是否有充足的规范依据？相应地，审视处罚欠缺犯意联络的网络服务商这一司法立场的妥当性，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处罚中立的帮助行为，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正犯实施犯罪的机会并增加其犯罪的成本。

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帮助者的负面影响，同样可以从减少提供帮助的机会和增加提供帮助的成本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反过来说，这种司法成本不会对是否应当将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判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这些罪名的权威释义来看，立法者在决定增设这些罪名的时候，似乎仅仅考虑了处罚网络服务商的行为之于打击网络犯罪的必要性，而完全没有考虑处罚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后果。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经由信赖原则限缩后的注意义务，那么该行为符合社会相当性，或曰该行为所包含的风险属于法所容许的风险，自不待言。与全面处罚说针锋相对，限制处罚说主张限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不过，那些试图寻求帮助而实际上却没有获得帮助的人同样会受到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影响。

职业相当性说是为了克服社会相当性说的模糊性而创立的一种学说。借助犯罪意义上的关联这一要素，罗克辛将中立的帮助行为区分为直接指向犯罪行为的帮助行为和仅仅是为犯罪行为创造了条件的帮助行为两类，并将后一类帮助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下面便按照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思路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展开分析。限于文章的主题和篇幅，本文在此无法对如何为中立帮助行为设置法定刑展开详细讨论，而只能默认刑法为中立帮助行为设置的法定刑是科学、合理的。

尽管经过刑事侦查后帮助者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这里暂且忽略帮助者被警方误判的风险），但是接受刑事侦查本身就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接着来看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对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

因为，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仅面向直接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人，而且也面向合法利用网络进行生产经营或生活的人。在意志因素层面，有学者主张，只有基于促进犯罪的意思亦即直接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才是可罚的，从而将基于间接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下简称直接故意说）。

因为，从长远来看，刑法处罚向罪犯还钱的行为的效果，不是阻止他人向罪犯还钱，而是阻止罪犯将钱借给他人。第一个因素是，中立帮助行为的技术难度高低。但是本文认为，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不仅要求帮助行为的内容具有日常性，而且还要求帮助者在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对立关系中处于一种相对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那么相对于有犯意联络的普通帮助犯而言，片面的帮助犯显然属于进一步的刑罚扩张事由。这是因为，在该案中，与他人激烈争吵的某甲突然飞奔进店要求买刀，不仅意味着某甲买刀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伤害他人），而且还意味着某甲的犯罪行为迫在眉睫。

这正是刑法学界在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的研究上迟迟不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正是因此，有学者批评道，职业相当性说会导致明知他人有入室盗窃的犯罪计划时，五金店店主出售螺丝刀的行为不可罚，而家庭主妇提供螺丝刀的行为可罚，从而导致刑事处罚的不均衡，有违平等原则。

其次来看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无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从政策效果的角度看，如果刑法只是要求帮助者在被动地知道被帮助者的犯罪意图时拒绝提供帮助而并不要求帮助者主动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那么帮助者完全可以通过减少甚至是杜绝被动知道被帮助者犯罪意图的机会来规避法律责任。

例如，在正犯的犯罪行为迫在眉睫的场合（如店前吵架卖刀案），应当将中立的帮助行为认定为犯罪。根据这一构成要件的内容可知，尽管在行政法层面，网络平台服务商是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的第一义务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欠缺犯罪意义上的关联。第二个因素是，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紧迫程度。如果将这类行为也理解为中立的帮助行为，势必会将很多原本属于典型的帮助犯的行为认定为中立的帮助行为，从而给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带来不必要的干扰。这种对比情况会受到帮助者是否有促进犯罪意思的影响。

当然，这里所说的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因此，试图用刑法教义论中的各种概念或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注定会遭遇挫折。

应当说，这些结论是较为妥当的。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界定 以往学界在讨论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时，忽视了对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界定，以致不同学者所理解的中立帮助行为在内涵和外延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全面处罚说认为，中立的帮助行为完全符合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因而没有理由拒绝对其加以处罚。在《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专门的罪名之前，司法机关无法以正犯的形式追究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因而只能考虑以帮助犯的形式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主观说及其反思 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要从主观层面限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无外乎从帮助者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角度入手。将张明楷教授和边沁的观点进行整合后可知，刑法是否应当将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取决于对这类行为施加刑罚的成本和收益对比情况。在这个背景下，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明显大于其成本，因而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可罚性。首先来看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无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的负面影响。

因此，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很大。在刑法理论上，前一种情形被称为真正的片面帮助犯，后一种情形被称为不真正的片面帮助犯。

而在中立的帮助行为场合，帮助者所实施的帮助行为属于通常没有危险的日常行为。而没有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有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和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

这一方面导致这两类网络犯罪的技术门槛较低，甚至可以没有任何技术门槛。3.小结 综上所析，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等于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刑罚的有效性、刑罚的必要性三个要素之间的乘积。